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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支乐团到整校课改——音乐高校附属实验校养成记

芥末堆2018-07-12 10:57958

2016年5月25日,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建校27年的安慧里中心小学举行更名仪式,正式更名为“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下称实验学校)。


这一天,孟夏校长难掩内心的激动。2009年来校任职的他,一步步见证了小学从仅有一个孤零零的校民乐团,变成了国内顶尖艺术高校旗下、包含九年一贯制艺术教育的特色校。


与中国音乐学院结缘,既得益于偶然的机遇,也是某种必然的结果。2014年借“高参小”政策的东风,实验学校和高校拉上了手;而实验学校几年来在育人文化、课程建设、教师队伍等各方面发展,则在根本上造就了这一契机。


高高在上的金字招牌,光鲜背后也有难处


1994年,实验学校成立了校民乐团。乐团拥有所有的民族器乐声部,在各级各类比赛中更是获奖无数:全国器乐大赛展演一等奖四连冠,北京金帆艺术大赛一等奖十二连冠。2004年,北京市教委将它命名为“北京市学生金帆艺术团”,它也成了实验学校的“金字招牌”。


“北京重点中学的乐队里面都有我们孩子的身影。”孟夏略带自豪地说。


如何依托乐团的不菲成绩,促进整个学校的艺术教育?孟夏感到,这一任务就像金字招牌般沉甸甸。因为原先的金帆民乐团,有些游离于学校教学之外的味道。


学校仅有一支100多个学生的民乐团,对艺术教育来说远远不够,多数学生无法参与其中。走“精英教育”还是“普惠教育”路线,是实验学校深层次的教育矛盾。


指导专家进校时,处境则略显尴尬。许多专家不仅感受不到认同感与尊重,甚至被质疑是来学校赚钱的。实际上,进校的补助只有百元,而在外一场的演出费,轻易就能过千元。


对老师来说,民乐团的各种练习、演出、比赛占用了大量的时间,落下的文化课只能由教师额外抽时间再补,打乱了教学秩序,而老师的待遇也没有随工作的加大而得到提升。不少老师直接发问:“这个乐团对我们学校究竟有什么意义?”


部分学生甚至没有看过民乐团的演出,只知道金帆民乐团的存在,仅此而已。况且,并非每人都喜欢民乐,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也需要发展空间和展示平台。


此外,民乐团参赛时,会请作曲家量身定做曲目。但这些乐曲在比赛后就被束之高阁。“我问后来的孩子们,这些作品会弹吗?‘不会’。乐团每年换新人,几年之后,孩子对当年哥哥姐姐的作品完全没有认知,教育就无法传承了。”孟夏感叹道。


金帆民乐团更像是实验学校的一个点缀。这种种问题,孟夏之前从未切身感受过。基于此,他开始着手改革。


让艺术社团成为孕育课程的土壤


任何改革,最难改变的是人的思想。孟夏认为,艺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坚定了艺术教育特色的信念后,孟夏向全体教师强调:“我们是用艺术来办教育,而不是为艺术而办教育。”


改革从社团建设开始。三十多个“普及型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并在普及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出了民乐、国画、软笔书法、围棋、民族舞蹈、戏剧六大精品社团。


丰富的社团不仅满足了每位学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为课程提供了一个延展的平台。


原有的艺术教育游离于课程教学之外,只是部分学生课余生活的补充。实验学校构建了三级课程体系,挖掘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中的艺术教育因素,比如将语文课本改编为戏剧;并按照学生多元的发展需求,开发校本课程。艺术教育慢慢从一个点缀,变成了体系化课程。


在自主开发的校本剧中,学生自己购置服装,自己化妆,自己设计舞台和道具。根据小学语文三年级教材改编的课本剧《检阅》,入选意大利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学生民乐团生活启发创作的校园剧《承蒙花开》,获得了亚洲电视艺术家协会金海棠奖。


“我更开心的是又找到了一种学习方式。作品中的人物,可以在孩子的生命中站立起来。”孟夏笑道。


在他看来,身处信息化时代,所学的内容只有是多元的,才能满足未来社会的需要。而传统的应试教育,给了学生太多的负担:


“小学数学考试95分和97分有区别吗?真的没有。但为什么我们为了提高那两分,让孩子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做题上呢?让他多元发展,知识才能螺旋上升。”


为了让优秀的作品得以传承,金帆民乐团的历年参赛作品被妥善整理。老师在课堂教学时加以介绍,并利用校园广播在课间播发给学生听,以培育整个学校的艺术文化。


把课程交给老师,把课堂还给学生


实验学校的发展逻辑是,通过社团推动课程,课程推进整个体系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步步建设能满足学校艺术教育需要的师资队伍。


孟夏告诉来校教学的专家:“我不能让你们的腰包鼓起来,但我会让你们的艺术文化价值发挥到极致。”


此前,专家总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觉得自己是校外人。实验学校为此专门设置了休息室兼荣誉室,让他们更有归属感。虽然在物质补偿方面,学校无法与校外机构相比,但孟夏从细节入手,给予专家精神上的补偿。每次演出结束后,他会请专家们一同走上舞台,接受家长和孩子们的鲜花和掌声。


同时,学校将校内教师资源进行了整合,形成课程研发团队。课程研发一般包含几个步骤:收集整理信息形成课程雏形,专家集体推敲课程内容,教师自主研发,由学校审阅后纳入艺术教育课程体系。


传统的课堂里,老师是绝对的主角。孟夏回忆道,刚开始改革时很不容易,老师一上讲台,就习惯性滔滔不绝讲开了,学生还只能被动地接受,而非主动地学习。


教学设计是一回事,老师真正上起课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孟夏说:“很多时候,我们课程的开发要等着老师。老师是最需要与时俱进的。”


而在研发新课程的过程中,老师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此外怎么教、怎么学,不再由老师一人说了算:学生的兴趣、习惯、想法等方方面面,也融入到了课堂。


艺术活动只是一种载体,最终还是回到素质教育。实验学校这一切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把课堂还给学生。


搭上高参小末班车,成为附属学校


2014年,北京市教委推出了“高参小”项目,即高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的教育教学,推动小学的特色发展。包括中国音乐学院在内的20所高校及团体,与140余所小学结对共建。


而实验学校原先并不在名单之中。孟夏得知后,连忙打电话给教委,而“高参小”的效果如何,官方也吃不准。负责人员半开玩笑地提醒他:“你们艺术教育已经够好了,没必要凑这热闹。”


但在孟夏看来,实验学校的艺术教育之所以能不断创新,很大原因就在于大学、高等教研机构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高参小”这一与大学联姻的好机会,他不想错过。


孟夏再次表达了加入的强烈愿望后,负责人员勉强答应了。次日就要敲定最终名单,孟夏不放心,又致电教委主管此项工作的姜继为副主任。经过反复争取,教委同意实验学校派代表参会。


就这样,实验学校搭上了末班车,挤进了“高参小”项目。并在后来与另外9所学校一起,成为了中国音乐学院手拉手的“高参小”实验校。


这是实验学校与中国音乐学院的第一次接触。而艺术教育下一步怎么走,孟夏一直在思考着。如今的实验学校,急需在师资培养、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课堂创新方面得到高水平专家的深度介入。


于是,孟夏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附属小学。他开始尝试性地叩问。在一次活动中,孟夏向中国音乐学院几位中层干部说出了这个想法,得到了一致赞成。孟夏又向时任区教委主任孙其军汇报。孙其军鼓励说:“你要是办成了,可是为朝阳教委立了大功!”


孟夏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从一开始希望成为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小学,进而希望成为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学校。这一字之差,发展前景迥然不同:附属学校意味着将来可以办中学,成为九年一贯制甚至是十二年一贯制的学校,实现与高校的学段衔接。


2016年初,在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支持下,学院与朝阳区达成合作办学协议。“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诞生了。


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更名不仅是机遇,更是一种挑战。如果操作不好,最终效果可能会流于形式。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高参小”怎么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教育的核心是育人,而老师则是育人的主角。中国音乐学院给予的支持,自然从师资开始。


当时,中国音乐学院负责对接的是指挥系副教授金野。他告诉记者,高校给予的师资支持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师资两个层面。基础课有《视唱练耳》和《基础乐理》两门课程,专业课则包括了钢琴、小提琴、长笛、打击乐等多种课程。由音乐学院有经验的任教老师,或者老师所带的研究生参与任教:直接进入实验学校,成为师资“后援军”。


“高参小”项目的担忧之一,就是一位大学老师,能教好小学生吗?对此金野表示:“知识是一样的,技能也是一样的,并不存在什么差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大学老师作为外来者,需要在短时间内摸清楚孩子的脾气性格,与孩子成为朋友,这样的话课堂就能顺利开展下去。”


为了让学生爱上课堂,老师采取的是寓教于乐的方式。通过收集、整理、编订、制作、录音、录像这六个环节,形成多媒体展示课件。比如老师会集中讲述某一种乐器:它是怎样的构造?有哪些声音上的优势?或者详细解读某一首作品:它的产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这个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有什么关联?老师还会播放名家所演奏的完整版录像,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展示。


艺术教育并非特定群体才能接受,而是面向每一位在学校里就读的孩子。鼓励学生互相协调、互相倾听、互相帮助,以合作的形式开展学习,成了实验学校的教学理念。


“这么多年师资培训工作,我有一个感受:教国家标准课本上的教学内容,中小学老师完全可以胜任;但在知识层面也好,技能层面也好,都很难再往下再深入一点。”金野说道。


金野以音乐节拍举例:中小学教材中的1/4拍、2/4拍、3/4拍、4/4拍等,老师教学生完全没有问题。但一提5/4拍、6/4拍、7/4拍,很多老师就犯难了。而实际上,不同的节拍本质上没有难易之分,只是数数字的方式不一样。但在根深蒂固的观念当中,4/4拍学生容易掌握,5/4拍很难,老师就不教了。


中小学这种浅尝辄止的教学,让许多高校在教学时略感无奈。许多进入大学阶段的音乐生,对一些基础乐理存在理解缺失和不到位的情况,大学只能从头再教。


也正因此,实验学校与中国音乐学院看到了基础艺术教育的必要性,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小学对接高校,获取到了另一个高度的教育资源;高校帮扶小学,也为未来音乐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基础。


未来的路,依然漫长


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磕磕碰碰则在所难免。


中国音乐学院与实验学校合作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师资紧缺。大学的师资本来就不充足,而中小学嗷嗷待哺的学生却很多。老师把多数时间花在大学课堂上,难有精力再到旁边的小学指导。


于是,中国音乐学院派研究生进校教学,而问题又来了,研究生可不可以代替教授?金野说道:“我们还向社会招聘,但不仅难招到人,招到的社会老师在一线教学中能否胜任,甚至可能要一整年时间来判断。但这一年,学生耽误不起啊!”


师资成了制约艺术学校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而弥补这个缺口,并非一日之功。


教育是百年大计,一个教育的理念恐怕在数十年之后才能反映出来,一个教学的失败可能在数十年之后尝到恶果,一个政策的改革可能前十年根本看不到结果。


金野说:“教育的试验周期相对长,把握性也不大。而且只要涉及到人,它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


虽然师资缺乏是个大难题,但是双方都希望继续做下去。2017年,附属学校成立了两个九年一贯制的特长班,衔接中小学教育,目标是为中国音乐学院输送基础根基扎实的音乐人才。如果孩子学不下想放弃,也可以中途调整。


特长班的课程完全由中国音乐学院操刀,并且学生一入学,就有机会得到大师的指点。二胡演奏家宋飞、扬琴演奏家田伟宁均在校设立了专门工作室。就在不久前,学校又建立了合唱指挥家王瑞璞先生的大师工作室。


但特长班的发展也有矛盾之处。比如丰富的艺术类课程,势必会影响到文化课的学习时间。孟夏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更完善的分班制度,对同课程学生集中补习。


“只是一种尝试,我希望将来特长班的招生能够扩充到全区乃至全市范围,并把它复制到北京及其他城市的中小学。我想在中小学教育上做一种打通,给孩子多样选择的机会。”孟夏表示。


孟夏以芬兰的教育为例,芬兰中小幼以及职业教育、高校之间有着良好的衔接,学生在发展过程中能够自由变更。半途不想在艺术专业发展,也可以选择学习其他知识技能,同样可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但我们国家现在做不着。很多大学生当初只是为了考大学,至于为什么要考试,学生自己也不清楚,毕业一进社会就改行了。专业学习只是接受了大学的文化,而专业知识却用不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他感叹道。


后记


艺术教育,乃至基础教育核心价值何在?2012年在观看实验学校一场演出后,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在致信中说道:“教育应该给每一个人打好一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一生能全面自由发展;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不论物质财富多寡、社会地位高低,都能去感受幸福、创造幸福,帮别人获得幸福。”


本文刊发之际,孟夏也迎来了退休生涯。而无论是他,还是所有的教育者,对教育的探索都不会止步。


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总是存在着距离。但缺师资就慢慢培养,有问题就逐个解决。风起于青萍之末,一点一点的改变,是教育这列慢车必经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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