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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邵鸿:如何破解民办教育发展难题

人民网2016-03-14 18:441518

3月14日,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做客人民网,以“如何破解民办教育发展难题”为主题,与主持人和网友进行交流,欢迎关注。



访谈背景: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谈到正在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分类管理问题时表示:“教育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差别化扶持政策,特别是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土地划拨等方面加大对民办学校支持力度,推动民办教育做优做强。”


自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中国民办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由社会个人力量投资办学的比例占所有学校54%。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提到2016年将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的发展,《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等相关规划中,也将民办教育列入非常重要的项目。


主持人:邵主席,目前教育部长袁贵仁在参加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联组会的讨论里面,提到我国由社会个人力量投资办学的比例占到所有学校的54%,可见民办教育已经占据了我国教育的相当大的一个规模。通过近年来您对此大量调研,您认为我国目前的民办教育发展面临哪些问题和困难?


邵鸿:民办教育是我们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应该说,目前民办教育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民办教育也是公益性教育,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各级政府要把民办教育的发展纳入到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去。但我觉得,高度重视民办教育的发展,把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同等对待这样一个基本理念,还有待于真正地确立。这可能是民办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和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观念上的不足,就导致真正的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民办教育,还不尽如人意。


主持人:能否举一些例子,理念缺失的情况下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


邵鸿:首先是公民办教育的不平等问题:民办院校在经费、土地、规费、师资、实习、就业等方面,和公办院校客观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个我们在调研中能够大量地看到。


比如说经费,公办教育国家有比较充足的经费支持。即以省部级地方高校来说,教育部和财政部有明确的文件规定,生均经费1.2万元,特殊专业还更高,而民办教育没有这个支持,主要就是靠收取学费。但是民办教育,很多属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其实都属于具有相当强公益性的教育事业,长期以来却得不到经费支持。当然,去年国家出台了文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给予一定的生均经费,但职业教育至今仍然没有。国家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要给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支持,但是在执行中却不包括民办院校。有关文件规定,公办职业教育院校生均费不少于8000块钱,民办是一分没有。


中国的民办教育有一个特点,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和职业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很多民办院校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做裁缝、修电视机收音机的,先是带徒弟,然后办培训班,再然后办学校,先是中专,后来是大专乃至于本科,培养了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同样都是在做职业教育,但是,民办院校不能享受这些政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还有,按照国家规定,民办教育的土地作为社会公益用地,应该享受政策优惠,但是在现实中,民办院校的新校区建设,往往是享受不到的。大量规费必须缴纳,有时候基建还没有开始,一个平米两三百块钱已经出去了。再比如说公办医学院校学生实习是免费的,民办院校到医院去实习就需要交费,一个月一百,多的二三百,这就明显的不公平。


还有管理上的限制较多。民办教育有很多不太合理的限制,比如民办院校的生存很大程度上靠收学费,但是很多地方对民办院校收费有严格限制。民办教育本来就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又没有国家的经费支持,所以不能用公办的要求去限制它的学费。虽然往往允许民办比公办院校多收一点学费,但是相比于国家给公办院校的经费支持,民办院校那点学费很难支撑办学。我刚才讲了省属地方高校,生均不少于1.2万,学校还要收少则三五千,多则七八千的学费。民办学校即使允许它收1万元学费,比公办学校的经费还是差得非常多。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对它去做这种严格的限制。


又比如民办院校的年审,公办院校是没有年审的,而且现在工商企业商事制度改革以后都可以通过提交报告,网上审查,但现在民办院校还是需要实地年审。还有很多类似的限制,甚至有的民办学校因为学生表现太差而将其开除,学生跑到教育主管部门去申诉,后者便要学校不能开除,以免影响社会稳定。不能开除只能留在学校里面,搅得学校不得安宁。在一些领导和主管部门的观念里面,民办教育就是低人一等。近几年,很多民办院校规模都在萎缩,过去三五万人的学校,现在往往不满万人。大量的教室、食堂、宿舍资源空置,一些民办院校开始清盘、关张、转让。据我了解,大部分民办教育的举办人,现在确实有较多的忧虑,因为面临比较严峻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进一步地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现在国家在这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教育部袁部长的表态,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法和有关文件的制定,都是证明。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还需要在方方面面继续努力,推动民办教育的发展。


主持人:就这个问题展开的话,您觉得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邵鸿:我觉得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真正地树立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同样重要、法律地位平等这样一个根本的观念。说的通俗一点,不能把民办教育看成是后娘养的,低公办院校一等,可有可无,可以牺牲。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民办教育的发展就好办了。


主持人: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了今年将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的发展,《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这样的规划里面,也都将民办教育列入了非常重要的项目,在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办教育过程中,您觉得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得到更好的分类发展?


邵鸿:要做的事情很多,除了解决观念上的问题,主要还是对制度上不平等和限制较多的问题,针对性地加以破解。


具体说几件事。一是有没有可能研究确定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除义务教育外,今后的教育增量主要由民办教育,包括政府向民办教育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因为公办教育体系已经非常完整,覆盖面也足够大,而义务教育政府责无旁贷。除此之外,优质的学前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办学等方面,主要不是通过政府自办来发展,而是由民办学校来满足需求。这样,不仅效率高,也能给民办学校提供比较广阔的空间。


二是政府给予民办教育更多的经费支持。去年国务院出台了文件,给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一定的生均经费,这一点做得很好。我想,下一步国家能不能够对民办的高职(中职国家现在已有政策)也给予一定的生均经费支持。公办高职有比较大的投入,民办院校则没有。但是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像山东省、重庆市和温州市,已经给民办高职院校一定的生均经费,效果很好。不一定要像公办的那么高,达到8000或者12000,比如说开始可以是二、三千,这既是实实在在地帮助民办教育解决困难,助其发展,也表明政府对民办教育重视和支持的态度。


三是支持民办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现在民办教育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教师水平低、流动快,很多学校年流动率达到15%。为什么?待遇太低,不平等,没有前途。国家应采取更多更有力的措施,让他们有更好的待遇,在职称、培训、五险一金,包括工资收入等方面都和公办院校教师逐步靠近,帮助稳住和发展民办教师队伍,提高民办教育的教学质量。这方面很多地方政府都有很好的尝试和举措,完全可以推广。


四是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方面,我们能不能够放得更宽,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弹性?比如说对民办教育的收费标准就不要再做限制,民办教育年检由每年进行变成若干年检查一次,变现场检查为书面报告,变政府检查为民办教育协会或者其他第三方评估,还有,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很多新型学校形态如网络学校、小微学校、家庭学习模式等在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在国内也有一些探索,也应降低准入门槛,允许它们成长。总之我觉得,简政放权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主持人:您曾经表示,建议国家对民办高校生均拨款制度,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请问,这个论断的依据是什么?


邵鸿:我讲这个话,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说的,而是特指对民办职业教育实行生均拨款条件已经具备了。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谈到,就是:一方面,我认为应该同教同权,既然民办职业教育实实在在地在做职业教育,而且已经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且是在国家没有投入或者极少投入的情况下作出的,难能可贵,国家理应给予支持,这是其一。


其二,国家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文件里有明确要求,对于职业教育,各级政府都要给予生均经费支持。其三,在现实中,若干省市已经出台了对民办职业教育的生均拨款政策,比如我刚才讲的山东、重庆、温州;还有更多的省份,采取了建立民办职业教育发展基金支持民办院校发展的办法,如建立实训基地,加强人才培养,教学项目支持等等。


最后,去年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对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生均拨款的政策,民办中职院校的相关政策也已落地。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我认为对民办职业教育实行生均拨款制度条件是成熟的。我要说明,民办教育生均拨款,第一,现在还不能马上就完全比照公办同等给予,数量少一点,逐步进行。第二,在对象上也不是说所有的民办院校都给,我曾建议第一步可以向通过政府认证的院校拨款,然后逐步扩大受益面。我现在还坚持这样的观点。有些人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政府财政不能支持民办院校,我不这样看。


主持人:刚才你也回答了钱花下去的方法,那怎么监管呢?


邵鸿:我觉得监管实际上也简单,你给他的钱,就看他有没有花到应该花的地方。通过审计,通过有关的监管,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并不是说这个钱来无影去无踪。真正无影无踪的话,那就有问题了。从目前看到的情况,由于原来民办院校普遍发展比较困难,这些钱到来以后,都能够比较有效地支持其发展。如果要说意见的话,我个人倾向于目前政府给民办院校的钱,要优先考虑师资队伍的建设,用在人的身上。这比一般性的支持改善物质条件,如购买仪器设备,建立实验室,恐怕更重要。


主持人:你如何看待民办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学历的含金量?如何落实让民办学校学生享有公办学校学生一样的权利呢?


邵鸿:我先说后面一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讲到,我们现在民办院校和公办院校的学生,确实在制度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太平等的地方。比如说实习生,公办医学院校的实习生不要交费,民办院校的实习生就要交费,这就不平等。又比如助贫,国家给公办学校给的助贫款,标准就比民办院校多很多,这就是不平等。再比如说就业,民办院校的毕业生也处在明显不利的地位。我觉得先要把这些显性的不平等逐渐地加以改善。过去我觉得有些是做得好的,比如民办的本科院校毕业生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主持人:你刚才讲到民办院校的学生和公办院校学生没有同等权利,其实我觉得背后就是我前面的问题,学历含金量的问题。


邵鸿: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一般而言,民办学校学生的质量不如公办学校的,但这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很多办得好的民办院校,特别是一些民办的高职院校,它的学生相当有竞争力,口碑相当好,很受就业市场的欢迎。相反,也有大量公办学校的口碑不怎么好,就业也不怎么好。这样的学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比如江西的服装学院,我去看过的,它的招生数量始终很少,在校生就是三、四千人,但是他们学生的就业情况就非常之好。国内有一批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品牌。另外像中外合办的院校,满足了很多希望接受国外大学高水平教育的学生的需要。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提升民办教育的教学质量。这固然要靠民办院校的举办者和师生员工的努力,但是在当前,更需要国家真正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其他的各种文件要求,真正把民办教育放在和公办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真正地寓服务于管理,大力积极鼓励和支持,为民办院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没有政府和社会为它创造一个良好环境,要提高质量,更好地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是有困难的。更不用说,像民国时期一样能够出现南开大学那样一批高水平的私立大学,绝对很难。


主持人:你刚才也提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它确实很重要。今年国家将对这部法进行修订,您对这个修订有没有建议?


邵鸿:去年年末,《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全国人大审议没有通过。我个人觉得,这一方面是个遗憾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合理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最重要的一条,是建立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分类,并针对这种分类进行管理。这种分类,是针对现实中政府不能够加大对民办教育的投入,给予它更大的支持而作出的法律设计。这个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我个人认为,方向上也是对的。但是,可能有三个问题在现有的法律修改文本中考虑得不够细致,民办教育界普遍有所怀疑,人大常委们不少也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导致这次修法没有通过。


第一个问题,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这是一个二元的划分。事实上,中国民办院校的业态是相当多样性的,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之间还有很多过渡的形态。比如说很多学校,它主要是非营利的,但是它也会有一定的回报。也有一些学校确实是营利性的,但是在部分专业和教育内容上,也有非营利的部分。把它们决然二分之后,这些中间形态,将来就要进行选择,这对民办教育的多样性发展不利。这就涉及到怎么规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一旦民办教育选择了非营利性,当然它就可以更好地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各种资源的支持。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那么多年来(有的是十多年,有的是二十多年),民办教育的出资人、举办者大量投入,一下子就变成了完全公共性的资产。这对于民办教育的举办者来讲,是不公平的。这么多年的资产积累和发展,应该有一定的补偿。有些省如山东的做法就是给奖励,将过去资产的15%以奖励的形式,给予民办教育的举办者,对他们过去这么多年的付出和努力给予肯定和回报,这种安排就比较好。但是现在的法律条文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没有加以明确。


第三个问题,一旦学校选择了营利性学校,虽然它是营利性的,但毕竟还是在做一件公益的事情,在从事教育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因此和一般的经济业态还是不同的。国家仍然必须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不能够完全比照商业性的公司和企业对其征收各种税负、有各种要求。这方面的条文也还不够明晰,这就引起了大家的担忧。


我想,如果要继续修法,完善好这部法律,就要在这三个问题上有一个科学的确定。如果这几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的话,修法可以晚一点,不要太急,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主持人:补充一个问题,刚才您也提到民办教育,也提到服装学院,我们更多知道新东方烹饪学校和蓝翔之类的。现在总理也提大众创业,有互联网+,还有像滴滴、支付宝支付都在倒逼,出租车业和银行的改革。在您的调研中,有没有民办的互联网+的例子?


邵鸿: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没有看到特别典型的互联网+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是有的,比如现在国外的慕课很发达。你到美国有关的网站、学校,你可以学很多很多的慕课,完全你可以在家里就学习了。我们现在国家是有开放大学的一个体制,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电大。但是,可能今后的学校形态不超越这种开放大学的这种模式。因为开放大学,必须要到那注册,然后你在网络上面,你在电视上面,也通过一定的课堂授课,上课、交作业、考试等等,这也是要去注册的。很可能今后一个中国人,比如在美国的学校,在网上就可以拿到文凭,甚至在美国现在也出现了高度网络化的新兴学校,像这些东西,不久的将来都会到中国来的,有可能会到中国来的,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在国外也已经出现了,很多人在家里上,义务教育就在家里上小学了。有些学校就慢慢变为辅导中心,教师主要任务不是上课了,而是在网络主持教学了,主要是解疑释惑、网络组织协调了。这些东西可能将来都会进入中国。我现在想,网络教育主管部门要为这些东西有相对宽松和开放的态度,降低门槛,而不是设很多的界限。


就目前来讲,我在国内还没有看到特别典型的互联网+的学校形态。当然,有网上的那种,比如网上学英语。总的来说,教育面临一个大转折,这个转折现在在国外已经出现了,国内我相信很快就会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迎接他们。


主持人:谢谢邵主席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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