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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负”从何入手?家长“软抵抗”制造“高效”能否真正缓解焦虑?

原创梦梦梦梦2019-11-25 12:374899

近年来,“减负”作为教育热词频繁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本月的14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教育部通气会上强调了,减负不能搞“一味的”、“一刀切”,不是让学生没有学习负担,而是要减去强化应试、机械刷题、超前超标培训等造成不必要、不合理的过重负担。



那么到底学校在为孩子“减负”的同时,该如何“增效”?家校又该如何联动?近日,有问云上论坛邀请到多位教育相关专家,对于“减负”这一话题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下文为决胜网整理内容:


“合理、必要的课业负担”和“不合理、不必要的课业负担”之间有哪些区别?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健:“合理的、必要的课业负担”应具备“指向清晰、梯度合理、作业量适中、与学生发展水平匹配”等特点。譬如在小学阶段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乃至背诵经典古诗词和美文,这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和素养积淀的规律,使学生不但能理解文字表达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能感悟文字背后的“韵质”。


如果学生不经历这样的过程,是很难形成对母语的亲近感的,在将来的其他学科的学习乃至社会交往中都可能存在难以弥补的缺憾。但是如果要求小学生不加以区分地背诵、默写所有的课文,这就成为了“不合理、不必要的负担”。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高政:关于课业负担的衡量标准,其实并不存在教育学意义上的统一标准,因为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学习方式、学习意愿、学习兴趣以及知识基础都不一样,对一个孩子来说可能是过重的学业负担,对另一个孩子可能完全不是负担。


从政策文本上看,合理必要的与不合理不必要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教师布置作业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什么?有教师惩罚性的布置作业,比如反复抄写单词,生字,课文很多遍,这明显不合理;有的教师为了让学生提前掌握所需要的知识,提前超纲教学,这也不合理。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后特聘副研究员王捷:从研究视角看来,学习压力、学习负担是一种社会建构。


首先要探究的是,学习为什么会有压力?会有负担?如果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会成为压力,会成为负担吗?那么,为什么有人明明不喜欢学习,还会去学呢?因为当代社会是一个文凭社会,不仅是中国,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文凭是一种通货,用它可以获得工作机会,获得社会地位,形成社会分层,三六九等。大多数人不是为了兴趣而学习,而是为了工作而学习。学到的东西,以后在工作中也不一定会用到,但没有文凭,就得不到这个工作,也得不到附加在工作上的社会经济地位。


我国的文凭是通过考试取得的,考试成绩主要取决于智力水平、教和学的方法,当然还有学习时间。如果智力水平、教和学的方法相同,学习成绩则仅取决于学习时间。因此目前我们讨论的所谓学业负担就主要就是学习时间的问题。只要基于文凭社会的考试制度还存在,就很去难苛责学生、家长延长学习时间是不合理、不必要的。因为,文凭的供给是有限的,需要删选,需要竞争。这里的合理、必要是一种价值判断,同时也是一种理性选择。


当然,如果社会经济发展足够充分,社会不平等现象较少甚至发展到任何工作都能有体面的生活,那么那种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而逼自己的孩子,或逼自己长时间地学自己不喜欢的知识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


当然,作为政策制定者,需要对学习时间进行控制。因为这涉及到学生的身心健康。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或者说做出真正理性选择是困难的。过长的学习时间肯定会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即使短期可以提高学习成绩,但从长期来看也是不利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就是要防止家长包括学生过分看重短期利益。保证学生的睡眠、体育锻炼和社交时间,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时间。除了睡眠之外,其他的时间尽量要通过学校来保证,而不是把时间交给家长自行处理。


总而言之,不合理、不必要的课业负担就是损害学生子身心健康的课业内容。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张敏:


我认为以下五种情况就是不合理不必要:


1、大量的机械惩罚重复性的作业、简单粗暴的作业、低效无效的作业;


2、要求家长布置批改或者要求家长完成的作业;


3、不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年龄特征的超度超纲的抢跑;


4、压榨学生正常的睡眠、运动、阅读时间,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刷题 培训;


5、各任课老师之间缺乏协调,虽然单科作业适量,但全部压到孩子这里就处于失控的状态。




如上图所示,小学一年级,入学才三个半月,一个周末整整八大项作业,大量的机械重复的抄写,大量额外的试卷、教辅材料,还只是语文单科的作业。不要说是严重违反教育部“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回家作业”的规定,就算很多家长和老师都认为一二年级可以有适度的书面回家作业,这也是大大地超标了。


学生当然以学习为主,学习也确实是需要做作业练习巩固的,但是所有违背生命成长规律,不惜牺牲学生身心健康为代价,“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抓成绩,都是以学习之名扼杀学生的学习力,都是反教育。该如何布置作业,怎样的作业量和作业形式能促进孩子的学习,是作为一个老师,一个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基本的专业常识。


研究表明:小学阶段的6到12岁,是脑缘系统发育的关键期,人的情绪、运动、血压、血糖相关的神经系统都主要在这个期间发育。很显然,中国小学阶段惨烈的分数淘汰、过量的作业、对差生等侮辱性命名等现象,都对脑缘系统的发育造成了干扰。 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数据统计:中国与芬兰的成绩最为相近,但是中国学生的每周学习时长比芬兰多 20 多个小时;与此同时,中国和芬兰分别是校外学习时间最长和最短的国家。可见中国学生的学习效率相当低,学生的多余学习时间,可能“恶补”了很多知识性东西,但是并没有转换成学业综合能力。


一般说来,学习程度以150%为佳,其效应也最大。超过150%,会因学习疲劳而发生"报酬递减"现象,学习的效果就会逐渐下降,出现注意分散、厌倦、疲劳等消极效应。要防止"报酬递减"就应该做到:当学习巩固到不再出现错误的水平时,就可以停止。如果此时再要求自己进行精力投入,那么学习效果将会下降,掌握能力将发生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时间越长,越学习不进去。


上城区教育评估与监测中心主任马海燕:首先,需要分析什么是负担。学习过程一定会遇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压力,如果学生通过努力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压力就变成了动力,使学生体会到战胜挑战的喜悦,让他愿意继续学习。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老是不能解决问题,就会沮丧甚至放弃。这时候压力变成阻力,就会变成负担。这种负担称之为心理负担,或者叫认知负担。学习过程一定会遇到问题,一定会产生负担。没有负担,就没有动力,也不会有学习进步。


其次,需要分析什么是合理的负担。学生的负担是否合理,要根据学生的抗压能力和学习效果而定,即要在学生能承受的范围内,长期承受不会对学生的身心产生伤害。比如一个初中生,做作业做到了11点。偶尔一两次,不称之为负担;学生学有余力,继续在某个领域深入学习,也不是负担;某个阶段,为了某项比赛做准备,学生学到11点,也不是负担。但长期晚睡,身心疲惫,就是不合理的负担;作业太难,学生努力了还是不会做,也是不合理的负担;反之作业已经掌握了,还要重复做,更是不合理的负担;再比如,学生各有所长,有人擅长思维、所以数学能考满分,可他没有语言优势,语文得不了高分。如果逼着学生多上课多刷题来提高语文成绩,学生的语文成绩也许提高了五分,但学生为此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剥夺了他去投入学习自己擅长的数学的权利和机会。这种学习,也是不合理的负担。


第三,需要分析什么样的减负措施是有效的。时间负担看得见,又容易见效,于是减时间负担就成了减负的主要举措。其次是减学生的认知负担,比如降低考试难度。但是这些做法,本质上并没改变负担源头,无法从根本上减轻学生的负担。监测的结果表明:最有效的减负,就是减缓学生的负担感受,也就是让学生不认为是负担。学生学业负担感受越重,学业成绩越低。当学生愿意学,不认为作业多,不觉得考试多,不为考试结果焦虑,不觉得父母的期望是压力时,学生的负担感受就轻,学习成绩就好。在同等成绩或同等家庭背景的情况下,学生对平时校内作业时间的主观感受最为敏感。学校作业越多,学生的负担感受越重。所以适度地控制学校作业时间,能减缓学生的负担感受。



“轻负高效”是否可能实现,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王健:“轻负高效”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的概念。负担这个词是因人而异的,高效也要看跟什么比。但在目前阶段还是存在很多困难的:首先,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如何看待分数,如何真正摒弃教育GDP主义的追求?不管多少红头文件,只要政府官员心目中的升学率在,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轻负”就很难实现。


其次,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放弃追逐教育GDP,学生及家长是否答应?当大多数人都在剧场效应中焦虑着的时候,“轻负”也容易成为口号。很多家长嘴上喊着“轻负”,实际却通过辅导机构或者主动加压来强化应试训练,其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最好别人都去减负,自己就可以超然而出。这样的表里不一、矛盾纠结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特征有很大关联。教育因此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爆发点。


再次,现在制约“轻负高效”的目标实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教师队伍的素养还跟不上,今年6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不断提高教师育德、课堂教学、作业与考试命题设计、实验操作和家庭教育指导等能力”可谓击中要害。教师作为所有教育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再多美好的教育梦想和蓝图,没有教师最后真正不打折扣地付诸实施,都容易落空。


事实上,大多数的教师都没有受过专业的命题和作业设计的训练,师范院校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中,这都是空白和薄弱环节。没有这样的训练,布置的作业怎么会有精准的指向、适切的匹配、合理的梯度、可以选择的多种形式?所以,要减负,必须要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让教师的教学能够更加精准、更加高效。而要提高教师专业化的水平,需要职前职后的教师教育体系的优化,更需要增强教师岗位的吸引力。


现在的广大中小学教师承担这么重的负担,有那么多琐碎庞杂的事务,还有社会近乎于圣人的完美的道德要求,而给予的待遇却依然有很大值得提升的空间。 所以,轻负高效的关键是要尊重教师、依靠教师、发展教师。让教师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学习专家,而不是“机械的教书匠”、“知识的搬运工”、“班级的包工头”、“分数的应声虫”。


高政:轻负高效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做到精准作业,有的放矢,针对每个孩子的学习特点和知识掌握基础布置作业,避免无意义的重复。一些教育信息化公司,已经可以做到收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大数据,从而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精确诊断,精准布置作业。另一个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高效,在课堂上把大部分问题都讲清楚讲透,学生自然不需要做很多作业来加深理解。


王捷:高效是有可能的,通过教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可以有高效的教学方法。但轻负比较困难,因为目前社会上文凭是稀缺资源,是竞争的结果,而不是达标的结果。最极端的情况,即所有的孩子都掌握了高效的学习方式,那么下一步的比拼,就是智力、学习时间。真正要轻负,要么把时间交给学校,严格监管学校的教学安排,要么就是等社会分配能实现全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及人尽其才,劳动分工不同,但这种分工不会带来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前者是近期方法,后者是远期方法。


张敏:在学校教学一线确实有个别轻负高效的老师,这是基于老师个人的专业素养和教育良知,但对大多数学校和老师来说短时期内很难实现。真正的轻负高效,面临的挑战是教育的顶层设计、教育的评价、整个国家的用人导向、中高考制度的优化、学校及班级规模的适度以及教师素质的提升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不改进,轻负高效就是一句高调的口号。


马海燕:轻负高效,是作为教师永恒的价值追求和行动取向而存在。现在的基础教育,整体现象就是超负荷学习,天下之大,容不下一张轻松的书桌。只要能学,所有学生都在拼了命地往死里学,仿佛全社会对质量的理解都简单化成了分数。那些轻负高效的典型,很容易被高负高效的群体超越或淹没而不被发现。其次,轻负高效对教师的要求很高,要对知识能融会贯通,有整体的学科知识框架,能对学生学习特点和学习方法做出判断,再把知识转换成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教学。还得懂学生心理,善于调动学生,让学生能投入到学习中来。现实中这种老师有,但坚持不易。相比而言,高负高效的教师,还会因为负责任、肯投入等师德因素,更被社会认可和传颂。



对于目前家长对于学校教育“减负”实施的”软抵抗现象,是否可以得到缓解?


王健:这实际上折射的是家长对减负政策稳定性、持久性、落实性、成效性的不信任。过去各类减负政策朝令夕改的教训都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执行深浅不一样的情况都有过,家长的“软抵抗”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过去的减负政策不仅没有让真正守规则的家长得益,反倒是偷跑、抢跑的人得益,所以家长内心深处的焦虑是不可避免的。如何通过升学评价制度的综合改革,让真正守规矩的家长有获得感、让野蛮训练的家长没有机会钻空子,这才是教育政策设计者值得深思的课题。


家长学校可能起不到解释和缓解焦虑的作用。现在一种比较吊诡的现象是,本来不怎么焦虑的,家长们在一起一交流,都更加焦虑了,为什么家长的交往会催化焦虑?因为所有的家长看到的其实是别人家孩子光鲜的一面。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两个“家”。一个是朋友圈里“别人家的孩子”,另一个是朋友圈里“伪专家的鸡汤”。人一旦置身群体中,很容易产生横向比较的攀比思维。想要靠家长学校的宣传、解释、交流来缓解焦虑,我认为效果不一定理想。


高政:学业负担之所以存在,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自身的原因。研究发现,社会分层,基尼系数,社会保障、文化传统等等社会现实因素才是学业负担的根本原因。在一个分层相对明显的社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实现向上阶层流动的愿望普遍存在,而教育除了培养人,还承担着筛选和选拔的功能,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教育系统的激烈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不解决,单凭教育系统自身的努力,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家长肯定会通过报班等方式来给孩子学习加码。芬兰学习负担之所以低,和北欧高福利社会,低社会分化高度相关。但凡学业负担较重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社会分化比较严重,社会保障有待完善。所以家长的这些行为并不是一是盲目,而是有着充分的理性和合理性。


王捷:家长和学校的焦虑是担心别的孩子、别的学校抢跑,是一种囚徒困境。仅靠家长和学校并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政策和教育制度。均衡的学校、均衡的师资以及相同的学习时间,让家长、学校不担心别的孩子“抢跑”,才能减负、缓解焦虑。当然,最终还是要靠社会经济的发展,迈向更为公平均衡的社会。


张敏:在实际的操作中,家长成了减负最大的阻力,且一道又一道的史上最严减负令对家长来说是无力的。如果高校改革不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没有实质性的提升,社会的用人导向不扭转,家长的抵抗会愈来愈强烈。虽然三百六十行行出状元,家长也能接受孩子走职业化道路,但现在的职业技术学校却成了学渣聚集地,这难以让家长接受。


马海燕:之前,全社会认为学生负担重,作业多,起得早,睡得晚,认为学校教得太难,学得太多,于是从学校开始减负,减作业,保睡眠。当学校开始三点半放学,开始只做一本作业本时,学生的负担还是重,还有大量的家长作业和培训作业。因为学生负担是社会原因,减不得也少不了。当家长费神费钱去培训时,又希望学校能恢复部分负担。我想这就是这一轮减负背后家长“反对”的心声。


家长是社会的一部分。要相信大部分家长,对子女教育有清醒的认识和得当的手法,对选择培训不盲从,不跟风。他们在给孩子选择培训更多是为我所需,弥补学校的不足或提高自己孩子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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