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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副校长周作宇:未来教育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时代的期盼

原创StefanStefan2019-11-25 20:082200

11月25日,在GES 2019未来教育大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发表了名为《教育:未来之后》的主题演讲。


周作宇首先指出,在这样一个舞台,我们是进入到一个时空的隧道,我们和时间共舞。我们触摸时间、把握时间,我们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我们在想过去意味着什么、现在意味着什么、未来又意味着什么。而这样一个话题从历史到现在、从中国到国际其他的国家,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在关注时间的问题。把时间和教育结合在一起,以未来教育作为一个切入点,我认为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时代的期盼。


周作宇分享了三个观点:观点一:过去未去。观点二:未来已来。观点三:未来以后。



观点一:过去未去


周作宇谈到,《未来的冲击》的作者Alvin Toffler到中国的时候,有中国的读者看到他,拦住他跟他说,你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而Alvin Toffler本人有一种比较谦逊的态度,他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难道一本书能对中国影响这么大吗?我认为他的谦逊符合事实,过去未去意味着两个方面,我们要和过去共舞。


一,尊重过去、尊重历史,很好地研究历史优秀的文化传统,历史留下来的高级的智慧。


许多事情在变,有很多事情不变,就是留在我们每一个人深层的文化基因不变,这样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很好地萃取、很好地保留。许多思想看似新,但是不过是过去智慧的再发现,或者以新的方式再综合。


二,要很好地审慎过去需要我们抛弃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心智模式。


鲁迅先生曾在《阿Q正传》当中说,剪掉辫子就革命了吗?不一定。需要自我革命,就需要超越心智模式。因此,在教育发展的过程当中,要不断检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哪些还在制约着我们、束缚着我们走向更辉煌的明天。所有的辉煌取决于我们的心智模式,只有心智模式的革命,才有可能真正到达理想的彼岸。


观点二:未来已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过程当中,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特别是信息革命、大数据的来临,摩尔定律所揭示的人类科技的进步,已经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时代、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到今天的智慧时代,数据逐步替代了原有的稀缺资源,成为现代组织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大数据时代很好地阐释了未来已来这样的一个节奏。


未来已来,人类要和人的作品(人工智能)很好地合作。有很多工作会过时,有很多过去的劳动会被机器所取代,但是还有一些依然需要人的努力、人的参与、人的奉献。


《纽约客》刊登过BBC的三项调查,调查生动地反映了有一些是不过时的,而有一些是需要被淘汰的。所有不过时的往往就是跟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连在一起。未来已来,其实很早以前,一些未来学家就做过探讨,刚才我提到的Toffler在1971年对33个中学生(大概15到16岁)做过一个实验,让他们每一个人写7个未来发展的事件,最后收集到了193个。1971年搜集到的数据,预想在1980年有这样一些可能的事件,其中有一些是真正具有高度预测力的。


他同时还做了一项调查,他让这些中学生做两栏的预测,世界大图和个人的情况。可以看出我们许多未来学家所预测的未来和许多人个人观念当中个人选择当中的未来关系不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于未来的基本态度,我们对变革的基本态度。


从个人到组织、国际组织,我们和未来的关系有这样两个纬度的,几个可能的选择:选择一:未来导向。选择二:被未来导向。选择三:反未来导向。


在个体和组织层面有两类:第一类:和个人有关。第二类:和个人无关。


这样我们就可以概括地说,事实上对个人、组织有两种未来:未来一:和个人有关。未来二:和个人无关。


对教育来说,真正要做到的,就是能让每一个人都把未来和自己联系起来,让每一个人想象当中的未来都和自己关联起来。


观点三:未来以后


在过去和未来中间的当下,其实按照霍金的说法是一个点,未来和过去直接关联,比如说当下我们在发言,发言的瞬间已经进入到未来,未来以后最核心的是什么?


在2013年有一个企业根据新的基因编辑,提供了一个工具包,这个工具包一旦推出将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但是和美国的FDI发生了冲突,最后判例的结果是阻止这样的商业行为,因为涉及到伦理。


在2019年11月19号,哈佛斯坦福大学的Feifei Li和伯克利大学的Jennifer Doudna有一次对话,一个是涉及多人工智能的伦理,一个是涉及到基因编辑的伦理。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科技发展之后,如何守住人类最核心的价值,这就是伦理的问题。


周作宇表示,对当前的教育来说,如何面向未来,如何使未来和我们当下能够进行很好地连接,如何使未来和每个人发生关系,有六个方面一个闭环(平衡、转型、身体力行、创新、沟通、可持续发展)。


均衡,高情感和高科技相互的结合,是教育的最高目标。有一本书中强调了最高的至善就叫良智,由擅长什么要走向为什么而擅长,这就需要高高举起伦理的大旗,能够充分以均衡的观点来推动教育的发展。


转型,要从原来旧有的一套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教学方法走向新的境界。我们不可能在原有的平台上能够有所发展,必须要能够自我破坏、超越、转型。由第一弧到第二弧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在学习观的变化由学习到非学习、反学习再到再学习,整个过程构成学习的几种形态。


身体力行,必须用行动学习的方式,来重塑当代的教育方式。未来教育的发展需要很好地把学习和行动结合在一起。当前我们国家的的劳动教育和过去的劳动教育有很大的差别,是很好地要把知识和它的应用结合在一起的劳动教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一次次地通过决策结果反馈到我们的统一变量、思维变量、价值观。


创新,人工智能、智慧教室、虚拟现实等等这样的技术手段,对促进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但是还不够。技术的变革不是通向未来教育伦理价值的通天塔,还需要更多的因素参与其中。


沟通,我们都知道现实的世界有三类世界(可能现实、主观现实、交互现实),对于教育来说,交互现实是界定教育本质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内涵,广义上,教育可以包括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狭义上,教育就是教者和学生之间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之间的互动、沟通和相互连接是教育的本质。没有很好的沟通、互动,没有人和人之间很好的连接,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


可持续发展,我们说的伦理当中最后划句号的价值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30报告当中提出了17个标准,其中16个标准和目标都和教育有关。教育是一个真正触摸每个人的灵魂,触摸每个社会的角落,触摸全球任何地方的最重要的一项事业。


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师范大学也勇于担当,比如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有一批学者很好地在治理大气污染,进行实时的监测,很好地把这些数据、成果反馈到区域和国家的层面,影响国家的政策,帮助世界有一片蓝天。


同时,我们的教育质量监测、教育质量发展的一批团队,也深入到一线和我们的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很好地合作,共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推动教育质量的提高。这样的一些事件如果概括起来,都是一个大学在当下应该承担的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也提出交互大学的概念。大学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由重视人才培养的学院到强调科研作用的大学,再到重视社会服务的多元大学。我们以为现在大学进入到了交互大学的时代,这样一个交互大学的时代就是反映在大学和大学之间、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大学和社会之间、大学和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国内的大学和国外的大学和国外的机构之间的交互性、交互深度、交互频度远远超越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交互时代的大学需要创立更新的教育理念,需要发展更新的教育技术。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守住教育的伦理。所以我们也在倡导,学术卓越、社会责任、国际理解是三大支柱。


周作宇最后提出,作为一个大学的力量也许有限,但是大学培养的人,大学和其他的社会、政府、国际国内的同行共同所构筑的网络、平台,真的有可能是影响未来、创造未来、改变未来的重要载体、重要主体。能让所有教育的部门携起手来,超越区域、超越国别,能够相互合作、加强沟通,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真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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